美国留学到底给中国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发布时间：2012-09-06来源：查字典留学网

美国留学到底给中国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在社交舞课上，李婉荣（Li Wanrong，音译）学会了跳探戈和恰恰舞。一次吃午饭，她试了一种奇怪的混搭口味——意大利辣香肠披萨，辛辣的香肠和满溢的芝士一下子包裹住她的舌头，感觉辣得发麻。然后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第一次去夜店玩，新朋友帮她画了个妆，镜子里的自己俨然是个美国女孩，她穿着件小黑裙，涂着大红色的唇膏和野性的眼线，面露笑容。

“我连声说‘哇’，”李婉容说，她在新泽西州麦迪逊的一所小型文科学校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读大一。

Doug Kant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丁颖涵和父亲丁大鹏在北京的家附近。丁颖涵目前在汉密尔顿学院的课业成绩排名全班第一。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op; Stewart Cair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沈新超（上）在上海家里。他在罗格斯大学念大三，觉得美国人跟自己的差异有点大。齐帆对此有同感，他选择住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校外，跟中国朋友合住。

当年，她不顾家长的反对，坐了三小时大巴，从她家所在的中国南方前去香港参加SAT考试（全名为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译注），出门时她谎称是去香港购物。父母最终同意了她的决定，这既是缘于女儿的坚持，也缘于德鲁大学为她提供的1.2万美元奖学金。这所学校是她的高中老师推荐给她的，学费4万美元。

李婉容在形容自己向大学生的快速转型时，常常会一时语塞。有时两国的文化差异对她来说实在太显著，在学校餐厅点菜时这种差异尤其明显。“有时我会想，以后我回国再也不吃汉堡包了，”她说着，笑出声来。

美国文凭让中国孩子获得先机

中国的高中毕业生正以创纪录的人数蜂拥来到美国大学，他们和李婉容一起加入到美国的校园生活中，成为美国本地学生的室友与同学，为大学带来了国际特色，而这正是各所美国高校努力想要向学生们展示的形象。

“在21世纪，中国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德鲁大学的国际生源在过去五年里增长了60%，校长罗伯特·威斯布赫(Robert Weisbuch)说：“我们认为，为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学生提供一个彼此间互相学习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

在美国的各家研究生院，中国学生已经比比皆是，而今中国的本科生也已经成为美国的留学生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据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统计，在2008-2009年，超过2.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读本科，而8年前这个数字是8000人左右。

中国的留学生去的不仅是美国知名学府，还包括地区学院、州立大学甚至是招收留学生的社区大学。大部分学生要自行支付全额学费（留学生不符合申请美国政府助学援助的资格）——在经济低迷导致学校筹款无门、或者无法得到充足地方政府拨款的情况下，这笔费用会给学校带来不小的好处。

中国的留学生潮蓬勃兴起，在时间上恰巧与中国一跃而升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重合。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长，他们辛苦储蓄多年，为的就是送家中的独生子女去上最好的学校，期望在大学毕业生人数飙升，就业市场竞争日渐激烈的情况下，能让孩子跑在前面。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超过6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上大学，而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录取率仅为20%。但大学生人数激增，导致上百万手握大学文凭的年轻人无法找到一份白领工作，毕竟中国仍是一个严重依赖低薪制造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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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能让自己先人一步的事情，中国人都愿意在上面投资，而拿到一份美国大学的文凭无疑会令他们在中国获得先机，”国际教育协会的副会长佩吉·布鲁门萨尔(Peggy Blumenthal)说。美国大学可以为留学生带来种种机会，比如能让他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取得实际经验，并能在跨国公司或政府机会谋得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丁颖涵（Ding Yinghan，音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所普通的公寓里，他妈妈是市场主管，父亲是北京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公务员，奶奶大字不识一个。作为“新中国”的孩子，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代人拥有前人不曾拥有过的机遇。

父母敦促他好好学习——而且要出国学习——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完全没有信心。在八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丁颖涵的妈妈孟苏彦（Meng Suyan，音译）一边在家里的客厅喝着茶，一边谈到了中国的课堂，“在美国他们会把重点放在培养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上，而中国只注重理论知识，所以在这里大学生学到的东西，到了社会上一点用处都没有，”她说。

丁颖涵则说：“中国的价值观要求我乖乖去听，而西方的价值观要求我大胆去说。”

丁颖涵戴着眼镜，是个好学生，在去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公立高中参加了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后，他被纽约上城的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提前录取。现在他读大三，拿的是全额奖学金，在班上成绩排第一，今年去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为常春藤盟校之一）参加了一个双学位工程学课程。在汉密尔顿学院，他创建了桥牌俱乐部，负责管理乒乓球队，为学生报纸撰稿，还在化学、物理和经济课担任辅导老师，时薪是8.5美元。

他在读大一时就已经开始做辅导老师了，当时他的高等微积分老师请他帮助班上其他学得很辛苦的同学。在伏首于教科书和计算器的同时，丁颖涵抓住机会练习英语，并且从那些从没有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同学那里，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

在汉密尔顿学院，他周围尽是有钱人——他说，有些学生周末会坐直升机飞去曼哈顿，在派对上喝的不是啤酒而是香槟，抽100美元一根的雪茄。这对于丁颖涵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他一年只剃几次头发，因为理一次发要花15美元，这对他父母来说是笔不小的费用，他们因为负担不起他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而焦虑不已。但他的爸爸丁大鹏（Ding Dapeng，音译）说，送孩子跨越半个地球读书，就算家里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也值了：“在中国，25年前没几个人能进大学，所以颖涵能去美国读书真的是个奇迹。”

他接着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只有增长颖涵的见识，让他得到出国留学的经验，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当“餐桌文化”遭遇“派对文化”

恐怕没什么比同住一间宿舍更能清晰地感觉到文化交流。

去年夏天，玛丽亚波拉·拉巴伯拉(Mariapaola La Barbera)得知自己在德鲁大学的室友将是个中国人，她妈妈激动坏了。“她说，‘中国人很聪明，你要好好向她学习，做事更加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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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室友就是李婉容。她们两人在墙上挂上了时髦的扎染挂毯和埃菲尔铁塔的海报；李婉容打算在练好英语的同时学习西班牙语，在笔记本电脑旁边贴着“hola”和“muy bien”（西班牙语，分别为“你好”和“非常好”之意——译注）的字样。

拉巴伯拉说：“婉容真的非常勇敢，她能跨越半个地球来这儿学习，而且这么专注，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很佩服她。”此前拉巴伯拉从不认识中国人，她也承认：“我们确实很不一样，我不想说假话。”

两人的朋友圈子完全不同，但相处融洽。她们互相教对方说普通话和意大利语，讨论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上的不同，拉巴伯拉还会随时教李婉容几句美国俚语。

李婉容的中国老师曾告诉她，美国的家长会在子女年满18岁时就把他们赶出家门。而拉巴伯拉每个周末都要回位于纽约州斯泰顿岛的家，此举显然纠正了李婉容之前的误解。

李婉容说：“她就像一面窗户，通过她我可以发现美国人是什么样子。”

齐帆（Qi Fan，音译）是中密歇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大一学生，他发现原来美国人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室友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两人说话口音不一样，所接触的社交圈也基本与各自的肤色一致。有时他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拉着他去参加派对，在派对上整晚开啤酒瓶的声音不绝于耳。

齐帆是从一个上中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朋友那里得知这所学校的。一家中国公司牵线搭线，促成他来了这里。起初他想去英国或德国留学，但父母认为去“第二梯队”国家花钱上大学没什么意思，他们决定要送他去美国，因为“不管怎么说，美国都是超级强国。”

但在他刚刚落脚后，美国神话就开始渐渐褪色。他不喜欢“人人都在喝酒”的校园风气，想去一所离纽约金融圈更近、名气也更响亮的大学念书。在读大二时，他转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他说在这里感到很快乐，可以常常开着自己刚买的车去纽约市旅行，现在他不住校，跟几个中国人合住，也远离了喝酒的不良风气。

在美国的大学，派对是常见的社交仪式，而中国人的社交往往围绕着餐桌进行，三五好友会一起做饭，然后一同吃饭、打牌。站在一间黑屋子里，身边满是陌生人，音响震耳欲聋，其中的乐趣，别的文化的人却经常难以体会。

弗朗西丝·刘（Frances Liu，音译）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读大二，来自繁华的天津市，她记得读大一时，有天晚上几个朋友开始抽起了大麻。然后她们递给她烟管。“她们说，‘弗朗西丝，来吧，’”说着她翻了个白眼。她拒绝了，但因为感觉自己没法融入室友的群体，她勉强自己参加了很多次派对。她说：“我不想醉倒在酒吧里，跟一个从没见过，以后也不会再见的人厮混。这种事情我试过了，读大一那年，每个周末我都会去派对，但最终发现这不适合我。”

在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里，她找到了慰藉，耶鲁的这幢用半透明大理石建成的长方体建筑里，藏有成千上万本全世界最珍贵的手写原稿。去年夏天她在这座博物馆里担任助理，为研究者送去需要的书目。但比每小时12美元工资更让她满足的，是在书库里发现了无数瑰宝，比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撰写的《纯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的初稿，是亲手翻阅自公元九世纪以来为人类带来启明作用的羊皮纸手稿。这次经历让她深刻地认识到了西方的价值观，在这里信息是透明而且公开的。“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什么都被弄得神神秘秘，所以18岁这年用自己的指尖触碰到历史这件事，真的让我感觉非常震撼，”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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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弗朗西斯·刘认为，在穿越耶鲁大学哥特式风格的长廊时，她不再是过去自认为的那个安静的亚洲书呆子。她现在化妆，上课时勇于举手发言，观念也跟在国内的朋友不一样了，她们认为“我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污染，现在已经不再是中国人了。”

不少中国的本科生都听到过这类激烈的评价，他们说自己很难不去理会这种话。在耶鲁大学的一堂名为“外来者的体验”的新生文学讨论课上，徐璐伊（Xu Luyi，音译）谈起了“将我迅速西方化、抽离了个人文化背景的牵引力。”

徐璐伊来自上海，现在读大二，她说：“有时我陷在了中间地带，对于两边都不能完全认同。”她是这门课上唯一的留学生。不过，她并未回避自己的“差异性”，而是深入其中，探究起了身份建设与混乱的课程本义，同时潜心阅读指定读物，这些作品都是由移民和流亡作家写作。有一次布置的作业是去研究让自己感觉陌生的事物，她选择了研读圣经。

她觉得让自己感觉最自在的地方是宿舍。同一幢宿舍楼的女生们每隔几周就会聚一次，一起喝喝茶，吃吃小点心，讨论大学生活和女生们上演的“戏剧”。弗朗西斯·刘也说：“这个‘女孩子们的餐桌’可以让大家更加亲近，也是反思各种感受的好时机。”

也许最让中国学生不安的，是美国校园里活力四射的激进活动文化，美国的年轻人浸淫在这种文化中，在诸如战争、人权和移民等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在中国，公开抗议是违法行为，公开表示异见受到禁止，而且在西藏和台湾等敏感问题上，大部分人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中国的年轻人是听着西方势力是人民的苦难源泉、共产主义是救星这套说辞长大的，乍一听到西方人对中国的谴责，这让他们感到特别痛苦。

沈新超（Shen Xinchao，音译）是上海人，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念大三，他说选择去美国读大学是因为“在这里你能跟教授们争论问题，而在中国大家不鼓励这个，”同时也是因为可以尝试不同科目，而不用一下子把专业定下来，“在中国，从你踏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前面的道路几乎就已经安排好了，”他说。

但美国的大学生活也给他带来了重重阻碍。读大一时，他觉得自己生活得形单影只。因为罗格斯大学给新生准备的宿舍不够用，他在宿舍的休息室里住了一个学期。而后他跟一个室友产生了矛盾，对方就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向他提出了挑衅。“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但真正的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沈新超说。他已经搬出学校，跟几个中国朋友合住。“美国人很友好，但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跟他们没法深交。”

一些中国学生自己也成为了活动家，驳斥对中国政治的批评。2008年夏天，在中国镇压西藏暴乱后，几个愤怒的中国学生团体与试图扰乱美国境内奥运圣火传递的示威者发生了正面对质。中国学生还曾攻击过校园中的支持藏独活动团体，并劝阻几所大学邀请达赖喇嘛去学校举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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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的学生们是听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只言片语长大的，大部分人看到静坐抗议、示威和请愿活动时都躲得远远的。

“在中国，我们不可能看到有人在路上游行，所以看到大型集会的时候会感觉有点不安，”耶鲁大学的新生李一丹（Li Yidan，音译）坐在校外的咖啡馆里，穿着件学院风格的白T恤，说：“1989年时出现过这种事情，结果是以流血收场。”

通往美国的桥梁

为了帮助学生们跨越文化鸿沟——同时也是为了令学校更为国际化——现在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正在建立各种项目，项目在中国开始，期望最终可以在美国收尾。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Teachers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为中国的高三学生开展了一个项目（在中国，高中最后一学年的任务并不是学习不同课程，而是集中复习，应对大学入学考试）。2010年是项目建立的头一年，28个学生先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读六个月课程，19名符合资格的学生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本学年学习。项目是为了帮助学生作为新生申请大学，重点是英语教学（包括准备托福和SAT考试）、体验美国文化并提供咨询，以及带领学生参观美国东北部大学。（2012-13学年费用：中国阶段为12.9万元人民币，美国阶段为1.9万美元——编注。）

还有一个项目称为“美中桥梁课程”(U.S.-Sino Pathway)，目的是让高中生适应六所参与高校中的一所。其中美国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负责设计课程，一年的学分课程在楷博教育集团(Kaplan Inc.)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里进行，暑期在美国东北大学的波士顿校区或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举办桥梁课程培训。楷博教育负责在中国的管理、英语教育以及招生工作。

随着美国高校寻求更好地利用其国内资源，与营利性教育机构的合作开始不断增强。楷博目前在中国九个城市拥有分部；INTO教育集团(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是一家根植于中国市场的英国公司，与南佛罗里达(South Florida)和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建立了类似的合作。曾因在美国招生过于有侵略性而受诟病的楷博集团表示，它在中国并未使用佣金模式，也未与中介合作。很多中国人聘请中介，帮助应付申请美国大学和签证的重重混乱局面。这个产业确实蓬勃发展，但不择手段的名声也日渐为人所知，比如会伪造成绩单或做出虚假承诺。

美国东北大学负责入学管理的资深副校长菲洛米娜·曼特拉(Philomena Mantella)说，“美中桥梁课程”的用意是要帮助中国家庭在知情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同时便于学生尽快适应美国生活。她说：“最后，我们认为这个项目也可以增强学校的国际竞争力。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搭建一座通往美国大学的桥梁。”

完成了课程中国阶段的学生可以作为大二学生，申请转入项目盟校学习——除了美国东北大学和佛蒙特大学，还包括了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玛瑞斯学院(Marist College)、斯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171个学生在中国参加了课程，其中138个人最终被本科学位课程录取。九位未达标的学生选择继续参加东北大学的另一个项目“美国教室”(American Classroom)来提高英语能力，课程在该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教授（几位成功通过语言测试的学生最后也上了本科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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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大学加入该联盟，为的是提高其国际学生人数，目前该校本科生中留学生比例不到1%。

2009年夏天佛蒙特大学举行了首次桥梁课程培训，29名来自中国的大学新生参加了一场雷鬼音乐会，与一群老嬉皮士打交道，汲取美国文化。他们还去了Ben & Jerry’s的工厂，与公司联合创始人杰瑞·格林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面对面聊天，讨论企业家精神与社会正义的话题。他们也见到了民选官员，其中包括佛蒙特州州长和伯灵顿市市长，上了一堂民主课。项目还安排了选修课，其中一门是《摇滚乐历史》，学生们可以听到猫王(Elvis Presley)、鲍伯·狄伦(Bob Dylan)和大门乐队(the Doors)的音乐。

袁协成（Yuan Xiecheng，音译）在上海长大，这是个不夜城，到处是摩天大楼、KTV和商场，他很想出国留学。他本想去加拿大读书，但在参加了由楷博教育中国区CEO周涌举办的一次宣讲会后，他改变了主意。周涌介绍说学生不需要参加SAT或托福考试，甚至也不用完成高三的学习，袁协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原本上的是一所国际学校，当时还有20个学分才能毕业，他选择了参加考试，取得了中国的高中文凭，然后参加了美中桥梁课程。现在他在佛蒙特大学读大二。

赵思薇（Zhao Siwei，音译）走了一条同样的路。“这个课程门槛很低，去美国真的非常容易，”赵思薇说。现在她打算在佛蒙特大学主修电影和电视专业。“我很喜欢这里，”她总结说。不过，她说在听到参加同一课程的同学的英语水平时感觉很吃惊：“他们说不了英语，没法跟美国人沟通。”

语言是中国学生最大的拦路虎。袁协成说他希望当年自己能更好地训练英语能力。他在楷博上的学分课程中包括了微积分、化学和美国研究，由美国东北大学认证的导师授课。但他说当时只有一半老师是西方人，而且没有一个是美国人。而教英语语法、阅读和听力理解的老师都是中国人，他说，“这其中有些老师的英语不是太好。”

去佛蒙特大学后，每当别人笑着对袁协成打招呼，说“What’s up？”时，他都会很紧张。他说：“当时真是挺窘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家，还在冥思苦想时，人家已经走开了。”

话虽如此，他的英语其实已经相当不错，正是凭借着较快的语速和反应，他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在每周一次的例会上，他与同学们辩论着关于原住民族土地所有权和贿选的话题。他介绍说自己参加的首轮辩论赛，是去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客场作战，需要在七分钟以内阐述观点，这种经历有助于他将论文写得干净利落，同时对周遭的世界提出质疑。“我关心的是挑战现状，并寻求更好的对策，在国内时我从来没有这样思考过问题。”

周可慧（Zhou Kehui，音译）已经适应了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她的经历不同寻常。中国官方信仰的是无神论，她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又称摩尔门教）知之甚少，而这正是杨百翰大学所隶属的教派。摩尔门教并未受到中国官方许可，传教属于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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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可慧父亲的一位朋友曾经上过这所学校，她听从他的推荐选择了杨百翰大学。这所大学的商学院排名很高。父母认为这所学校的规章制度，加上严格的行为准则，会让女儿得到周全的保护，一门心思学习。不过刚进学校时，这里实行的熄灯令和各种守则，包括禁止穿短裙和喝茶，让她一时间无所适从。

周可慧现在读大三，主修会计专业，她说：“刚开始时我真的很难接受这些规章。我是福建人，喝茶是我们那儿的人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但没有哪所美国大学能带给她像杨百翰大学这样的舒适感。尽管该校只有77名中国籍本科生，但有很多摩尔门教徒曾在台湾和香港完成过两年的传教使命，找到能说流利中文的朋友非常容易。“很多时候当我走在校园时，突然就会有个白人走上来，跟我讲中文，”周可慧说。温暖的校园和与其他同学共同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周可慧，让她相信杨百翰是所非常适合自己的学校——与教会传教士的几次谈话，也起到了不少作用。

在入学几个月后，周可慧受了洗礼，她说自己因此获得了一个支持网络。摩尔门教在中国被视为颠覆性宗教，以及父母对她皈依感到不满的事实，都没能让她踌躇片刻。她说，毕竟拯救自己的灵魂跟决定去美国读大学一样，都是合乎逻辑的。“这不是个艰难的选择，”她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