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的年头不算短，与老外交流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障碍，除非他们与我讨论的话题过于深奥，我不知道的词汇太多，否则，我还是挺乐意与人用英语交流。
可是，我还是觉得：英语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要论学习英语的年头，比我儿子的学龄还要长十来年，他现在已经上大学，英语不知要比我好多少，他却从不愿意与我说英语，嫌我说的英语太不地道。于是，我丧失了在家提高英语的机会，只好到社会这个大课堂继续深造。
上初中时，正赶上学习英语的热潮开始在中国大陆兴起，我们学校没有科班出身的正规英文教师，先是从往届高中毕业生中挑出个尖子学生教我们ABC，后来又借来个学俄文的翻译教我们英文语法，我荣幸地被选为英语课代表，每天早自习带领全班同学朗读课文，或者默写英文单词，而我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应该说，那时我对学习英语还是热情有余。
高中我考上重点中学，第一学期来了个英文说得字斟句酌的科班老师，他长得仪表堂堂，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刻板严肃。他总喜欢炫耀他说的英语是多么地道标准，是正规的牛津英语，所以，他对学生语音上的错误从来都是痛心疾首，不能容忍。有一次，他让我朗读课文，我满腔热忱地翻到那一页，开始读起来，还没读几句，就被他粗暴地打断，说是哪个词发音不准，继续读下去，又被打断数次，不是音调不对，就是语气有问题，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勉强读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学习英文的积极性在他的打击下严重萎缩，以至于，以后上英语课，我再也不主动举手发言。
一年后，那位怀才不遇的老师终于想方设法调走了，听说调到外贸部门，可以施展他那一口地道的英语，直接与老外打交道的感觉一定特牛。
我们又在一位慈祥的学俄文的老教师的教导下继续对英文语法进行顽强地探究。发音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只要能应付考试，通过高考，就是成功。我对学习英语的兴趣却再也提不到自觉的高度，好像只为考试而学，高中如此，大学也如此。在有的同学迷恋英语角，拼命练习口语，为出国深造作准备的时候，我仍然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虽然考试成绩从不低于九十分，我知道自己学的是哑吧英语，最怕听和说，怕别人笑话我说的英语字不正腔不圆，这都是我受教于那位科班出身的老师遗留下来的会话恐惧症。
我现在对他教导的英文，唯一记住的标准口语就是：PARDEN ME。他说只要你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就来一句，PARDEN ME。这句话在我出国后的前两年确实很管用，还是应该感谢他的教导，起码我还可以捡起与别人继续交流的话题。
托福我没考过，那是自然的，因为我听不懂。结果，托先生的福出国，先到美国，后定居加拿大。在美国时，我们居住的地区中国人很少，我又不能工作，每天除了接送孩子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看看电视，做做家务。先生因为工作忙，家中一些琐碎的需要与外界打交道的事情就由我全权处理。核对有误的帐单，更换电气电话公司等等事情都需要语言的沟通，慢慢我学会打电话，学会用不标准的英语与不同的人交流，好在没有人计较我的发音和语调，每当我解释自己的英文不好，请多原谅，那些外国人都表示理解，他们甚至安慰我说：你讲的英语很不错呀，我能听懂，如果要我说中文，我还一句也不会哩。渐渐地，我又找回一点讲英语的自信心，可以与不同族裔的外国人用带着中国思维的英语交流，倒也畅通无阻。
我的英语口语就在日常生活的磕磕跘跘中曲线增长，而语法早被抛之脑后，只在看书读报和阅读孩子的作文时，偶尔强化一下。
在国外生活久了，似乎已经适应这里的一切，其实，细细追究，对当地的人文思想还是雾里看花。首先，语言交流仅限于日常生活中的对白，遭遇有文化的哲人，随便一个词汇就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用说一些俚语和成语，复杂深奥的句子只好意会，却无从对答，多半以傻笑掩饰内心的空白。还有，遇到面试或者处理棘手的事，如果对方和蔼可亲，我也能应付自如，滔滔不绝，如果双方心存芥蒂，我就找不到感觉，既听不懂也说不出，出现语言休克状况。
来到加拿大后，我又重新回炉上大学读书，在更新知识的同时也学习语言，增强自信心和适应能力。现在，在教育女儿不忘中文，上中文学校的同时，我也跟她们学习英语日常会话和英文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