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留学之前，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可以对美国的生活文化等方面做一个初步的了解。能帮助同学们更好的适应新环境。今天，查字典留学网小给大家带来了“美国留学好书推荐——《愤怒的葡萄》”，它描写美国三十年代经济恐慌期间大批农民破产、逃荒的故事，是美国现代农民的史诗，也是美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名著，希望大家会喜欢。
书名：愤怒的葡萄
作者：[美]斯坦贝克
内容介绍：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1] 小说以约德一家为代表，记叙了他们一家十二口从俄克拉荷马州向加利福尼亚州逃荒的艰难经历。他们将家中的一切变卖后，换来一辆破旧的汽车，一家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轻的诺亚和康尼则在半路上开了小差。到了加州，一切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剩余的劳动力压低佃农助工资，各地势力敲诈勒索和迫害流浪的农民。于是农民愤怒了，他们团结起来，奋起抗争。小说标题《愤怒的葡萄》中的“愤怒”便是对导致人们贫困的不公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
作者简介：
斯坦培克(1902-1968)美国小说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塞利纳斯镇一个面粉厂主家庭。在母亲的熏陶下，很早就接触欧洲文学。1920至1925年间，他曾在斯坦福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和海洋生动学课堂，并从事体力劳动谋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写作，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金杯》，后发表两部小说《天堂的牧场》和《献给一位无名的神》，都未引起重视。1935年《托蒂亚平地》出版，立即受到好评，此后又发表《胜负未决的战斗》、《鼠与人》、《长谷》、《愤怒的葡萄》是他的代表作。获普利策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欧洲当过战地记者，写过报道和宣传作品。后期主要作品是两部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和《我们的不满的冬天》，斯坦培克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4年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6]
作品赏析：
互助友爱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1] 斯坦贝克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表达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赞美。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使她的母亲形象更加完善。她细心关受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菩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她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另一个必须关注的是罗莎夏这个人物。她接过了母爱的大旗，把爱心传递。她在许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替妈妈照看生病的奶奶，她不但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也帮助活着的人。尽管她有孕在身，还忙着做饭、洗衣、摘棉花，帮着挣钱养家。最为感人的是，罗莎夏忍受着孩子天折的极大痛苦，用自己的乳汁去救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正如乔德妈在最后说的：“从前总是先照顾到自己一家人。现在不是这样了。对谁都是一样。日子过得越不顺当，越要帮别人的忙。”作者还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们成了一体，我们也就神圣了，人类成了一体，人类也就神圣了。”人类中心主义不但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导致人与人的对立。斯坦贝克笔下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3]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
愤怒的葡萄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1] 在斯坦贝克的观念中，人与人互不了解，难以沟通，生活有时甚至是无望的，但斯坦贝克始终保持着一点希望的火花，他相信人类最终还是能抵达乐土的。从小说最后一句话罗莎夏“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这句话看出，作者认为只要普通人之间互相关照，生活是有希望的。这就是他的灵感的来源，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所在。他认为人类有面对失败不气馁、勇敢、怜悯和爱的能力，在与软弱和绝望进行的漫长战争中，这些是希望所在。[4]生态女权
西方文化的主要权力结构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在这一结构体系中，女性必须服从男性的利益，自然则必须屈服于机械化和文明社会的主宰。而生态女权主义正是结合了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肋目标，挑战一切统治关系，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观和社会结构。它的目标是改变权力结构本身。《愤怒的葡萄》中女性人物的塑造是为了凸显大地的母性特征及其神性，因为斯坦贝克敏锐地观察到，要想真正恢复对土地的敬畏，人类必须颠覆男权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即土地的他性特征。斯坦贝克相信，作为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妇女将起到重要作用，给危机中的美国社会带来生机。[5]
艺术特色
“葡萄”一词的含义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在《圣经》中“葡萄”一词包含着多层的象征意义。其中之一，“葡萄”象征着主耶稣的子民。在《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主是真葡萄树“中，耶稣对民众布道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由此可见，在圣经中耶稣把自己看成是一颓“真葡萄树”，而跟随他的苦难的民众——他的子民，则是“葡萄树“的“枝子”。斯坦贝克把《圣经》中“葡萄”的这层含义用进他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用“葡萄”来象征成千上万受尽压迫的劳苦大众，真可谓是独具匠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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