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辩式思维是critical thinking 的汉译,也可以译为“批判性思维”。本文摘编于2016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报》第7版,原文标题是《批判性思维,高校当“补课”》。
常年旅居加拿大的董毓博士,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和其他教师一起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曾在西方高校教授过批判性思维、逻辑学、科学哲学、知识理论等课程外,在企业工作的经历也让董毓了解到批判性思维在实际中的应用。这些都使得这位拥有理工科、哲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研究更有发言权。
如今,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国内的热情、认可度已经有了,但却在呼吁、推广效果上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此,董毓建议,让更多国内高校了解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让更多的教师将批判性思维融汇到学科研究、教学中。
中国教育的“短板”
《中国科学报》:您说到中国学生缺少批判性思维教育,是怎样一个现状?
董毓:从开课数量可见一斑。目前国内有几万所中学,但开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不超过十所。国内两千多所大学,开批判性思维课的最多百余所。
科学和认识发展史表明,探究、实证是创造知识的必经途径,批判性思维教育正是为此培育人的主观品质和能力。它应该从小开始,并渗透到各学科教育和社会文化中一起进行。然而,中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但罕有在学科中渗透者,绝大多数地方甚至连相关课程都没有。这如何能满足培养下一代的思维能力的目的?
只有中国学生具备和西方学生同样的认知能力,才能和他们同等竞争。我曾说过,现状有点像我们的车和别人的比,发动机马力差一半,而我们工厂做的改善,就是给这辆车抛光、打蜡、安装高级音响、配上皮座椅……然后指望它在拉力赛中跑出前三名的成绩。
热情高于了解,怎么破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理想的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该如何分工?
董毓:我们在国内大学生中进行教学,他们知道在写论文、作决策时,要从问题辨别开始,要论证分析等。但这些多半只是学会了一些方法,没有形成理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在大学才开始教授批判性思维已经比较晚了。
所以,从中小学阶段就应该开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精神和技能,使他们形成求真、公正、反思、开放的精神,并初步掌握阐释、分析、推理、判断、解释的一些做法。大学阶段的课程则是强化一些高阶的技能,如想象反例、辨别隐含假设等更有逻辑性和深度分析、发展的技能。这些对科学研究很关键。
《中国科学报》:说到批判性思维,很多国内教育者也意识到了它的不足,也希望发展,但往往出现热情高于对它的了解的现象。
董毓:正是这样。目前的批判性思维教育,一方面发展不足;另一方面误解滥用。一些人望文生义地将其理解为只是反对、批判他人的能力。这样的理解产生了两个极端现象:有的拒绝推广它,有的在课堂上搞自以为是的批判。
批判性思维教育有三大作用:促进认知和创造、塑造理性公民以及奠定问题求解的能力。我们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主要方向是,第一,培训在国内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的教师,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特别要认识到,批判性思维起始于自己对内心偏见的反思,是要排除限制自己认知发展的内在障碍;第二,培训高校理工文医商等学科教师,让他们尽量把批判性思维运用到学科的教学和学习中,让学生获得这三方面的素质,具备在科学研究、职业、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发展能力。
以培训教师为突破口
《中国科学报》:在您进行的教师培训过程中,最希望吸引哪类师资?现实情况又是怎样?
董毓:上面说的第一方向,是培训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师,让他们成为“种子”,希望他们回到学校后开设这门通识课,并能培训校内其他学科的教师。
目前参加培训的老师不少来自于逻辑学和英语专业,其他还有科学、医学、思想政治、管理等方面的老师。各学科的教师各有优势,特别是在自己领域里教批判性思维时。不过,批判性思维素质是跨学科和实践性的。我们鼓励教师多学科结合。英语和其他专业的老师有学科知识,但还需要学习非形式逻辑等。逻辑教师有其优势,但眼睛还应该超越逻辑课本,广泛了解语言、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知道哪些逻辑工具如何得到实际的运用。
在理工科的领域,出身科技哲学的教师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们既要懂逻辑,更要研究科学实践。而且,以“猜测和反驳”为动力机制的科学方法,本质就是批判性思维。许多批判性思维的先驱和理论家也是科学哲学研究者。不过,我再次强调,只要努力学习,谁都可以成为好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者。我们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