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何去何从
政府2年3次表态延迟退休试探民意 百万网民阻击
权衡“延迟退休”
尽管延迟退休改革是化解未来养老危机的必经之途，但由于激励机制缺失，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结构缺陷，使其遭遇民意阻击
6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回溯6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官员在回答网友提问时，再次公开表示，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该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而相关调研，今年下半年将会启动。
这已是两年来官方第三次就延迟退休试探民意。
2011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年会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互动环节表示，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远发展来看，延迟退休年龄应该是一种选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
更早的2010年9月10日，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面对推迟退休年龄提问时称，对此问题“还在进行研究”。
两年三次表态，一步步将延迟退休推近现实。
中国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负担沉重，而退休年龄是对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影响最大的指标，官方的政策焦虑显而易见。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意反弹却一次比一次强烈。对于人社部最新透露的政策动向，公众舆论几乎一边倒。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176万网友中，有94.5%反对延迟退休。
长远看来，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无可回避，否则整个养老体系将无以为继。但由于激励机制缺失，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结构缺陷，使这项改革遭遇民意阻击。
平衡未来债务
中国的整体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老龄化加速、制度不合理的双重压力。其中，空账问题则是一个被最广泛讨论的问题。
就在此次人社部提出延迟退休动议之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领导各自团队，分别发表了有关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研究报告。
马骏团队发布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称，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中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基金需要持续上升的财政补贴方可为继，至2050年，养老金支付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
另一份由中银团队发布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其执笔者之一的廖淑萍表示，报告的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是利用推测法和估算法，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作为存量基础，加上每年的变量，逐年累计而成。以此方法测算，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一系列数字引发舆论巨浪，公众将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联系在一起，怀疑延迟退休用意在于填补巨额养老金缺口，抗议声如潮。
此后，曹远征出面澄清，18.3万亿元的缺口，并非指现金流，而是按照资产负债的算法计算存量债务。他表示，“未来70年间，按照现有给付水平保障的话，除已有社保资产外，还需18.3万亿元，现金流才可以覆盖未来70年。”
不论如何，在现实中，中国养老保险的制度债务已然存在。
按照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养老保险基金共计结余1.9万亿元，但这其中有1.2万亿元是中央财政历年来补贴的转移支付，占到总结余的三分之二。
2010年，全国养老基金当期缴费收入11110亿元，当期基金支出10555亿元，若无2010年1954亿元的财政补贴，当期结余仅有555亿元，且有14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随着支付压力的增加，中央每年转移支付的数额持续上涨，1999年的补贴资金只有几十亿元，2011年已经激增至2200亿元。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存量缺口，即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被挪用的部分。按照学者估算，这部分总量目前在1.7万亿元上下。
存量缺口属于制度转轨中的遗留问题，当1997年中国正式确立养老保险制度时，改革前的“老人”和“中人”，之前不曾缴费，也需支取养老金。第二年，国企改革开始，三分之二的国企职工下岗，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困境，挪用个人账户、用于当期养老金发放成为普遍现象。此后，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成为常态。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也不容回避，这是养老保险制度中的未来权益，也就是未来必须向参保人兑付养老金的承诺。按照不同的假定条件计算，这笔债务从1.83万亿元至10.83万亿元不等，平均在3万亿－4万亿元之间。虽然这笔庞大的债务，不会立即出现在现金流上，造成支付缺口，但从制度长期可持续性角度，则不得不考虑。
就此而言，延迟退休解决的并不是当期养老金发放缺口，也并非用以填补个人账户空账，而是解决制度长期可持续的负债平衡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表示，在整个养老保险基金中，退休年龄是最重要的参量，延迟退休的人，不但不提取养老金，还向制度内缴费，“一进一出”，双向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因此，政府早有改革之意。
按照“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以2009年数据计算的结果是：60岁退休，国民基础养老金总量占到GDP的1.62%，65岁退休，这一数字减少到1.5%。
虽然计算的方式和口径不同，但共同的结果并无争议，延迟退休对制度平衡影响重大。
民意为何反对
延迟退休对解困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困境具有重要作用，在官方的宣传中，延迟退休也对个人有利无害，既缩短了退休生活，又增加了工作收入，缴费年限延长，则可领取更多的养老金。
但这看上去很美的远景，却遭遇民意抵制。根本原因在于，细账算下来，民众发现不划算。
按照现行养老金领取办法，养老金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人账户部分，即以职工在职时月工资的8%计入账户，退休后按月发放，若多缴五年，少领取五年，平摊到每月的退休金确会增加，但这部分本就是个人缴纳，属于“羊毛出在羊身上”。
另一部分是社会统筹部分，按照目前公式，缴费年限每增加一年，统筹部分养老金仅增加1个百分点，激励机制并不明显。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养老基金个人账户投资无门，只能按活期利率计息的现实下，养老金实际购买力必然缩水。养老金的替代率从制度建立之初的60%下滑至2009年的47%，证明了这一点。
综合来看，延迟退休对普通的企业职工来说，并不划算。
“现行养老金计发公式，对多缴多得原则，体现得不够充分。”有学者评价。反观他国，比如美国，职工延迟到70岁退休，可以比65岁退休多拿40%的退休金，而低于法定年龄退休者，每提早退休一年，其养老金要被扣除6.2%。
此外，知情人士表示，多年来，延迟退休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除了舆论压力以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社部自身的另一项职责是促进就业，官方也担心延迟退休挤压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出现“左脚踩右脚”现象。
这也是年轻人的疑虑所在，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现实就业？
实际上，虽然临退休人员的岗位与新参加工作者的岗位，有明显资质差别，但并非一一对应。
杨燕绥等学者研究表明，在中国，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只占GDP的30%，若产业结构不加速升级，延迟退休年龄，在短期内会影响社会可提供的岗位总量。
不过，另一个现实是，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新出生人口下降，2013年，中国就将迈过“人口红利”分界线，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开始下降。“这会释放一些就业压力。”
而以更宏观的视野分析，退休年龄过早，社会总福利成本增加，最终都是转移到劳动者身上，成为劳动力成本。“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之下，这就意味着国家竞争力的下降，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出口，没有出口就没有就业。”李珍说。
据李珍介绍，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滞胀时期，西方国家失业率上升，很多国家采取提前退休手段，希望以此刺激就业，但结果发现预期的就业改善并未出现，问题反而更加严重。
这是因为，腾出的岗位未被填满，且退休之后，需要更多的成本来供养退休人员，在职人员则需缴纳更多的税款，企业就倾向于用机器替代工人，或者将投资转向低劳动成本的国家，导致就业率进一步低迷。
上海试点遇冷
不仅全国范围的政策“吹风”遭遇民意抵制，在先行一步的试点地区，劳动者对“延迟退休”新政也不感冒。
2010年10月1日开始，上海展开城镇企业职工“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尝试。虽然在政府语境中，始终未承认此为延迟退休，但在学界看来，上海的做法实质就是“延迟退休”。
根据其文件：参与“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在年满退休年龄后，虽然医保等其他社保均按退休办理，不再缴费，但继续工作期间，其仍需继续正常缴纳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的时限，也随继续工作的年限推迟。上海因而被认为是中国唯一展开延迟退休尝试的地方。
受困于地方无法修改法定退休年龄，也考虑到公众接受度，上海的“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并非强制执行，只需职工和用人单位协商，并达成一致即可，延长期最多五年，“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而且，这项政策涵盖人群为“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
种种条件，限制了参与者人数，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得到的数据，试点两年至今，参与人数仅以数千计，相较于上海现有的300多万退休职工，这几可忽略不计。
左学金分析，试点遇冷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均无积极性。
目前上海最低工资1480元，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2000多元，对低收入者来说，养老金和工资差距不大，所以多不愿延迟退休。
对高收入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而言，按时退休并领取养老金之后，往往会被企业返聘，叠加之下可获得双份收入，更为合算。对企业来说，返聘已退休人员，不必支付其养老保险，显然雇佣成本更低。
此前上海市人社局还表示，希望将“柔性退休”试点扩展至事业单位，但并无下文。
现实政策的尴尬，终究无法掩盖上海的迫切难题它已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
早在1979年，上海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7.2%，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化标准，比全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时至今日，上海户籍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超过80岁，远高出全国平均的73.5岁。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上海养老基金支付压力巨大。目前，全国养老保险赡养比(缴费人数对比领取养老金人数)大约为3∶1，每三个劳动者对应一个退休者，但在上海，这一比例已达1.7∶1。除了上海的劳动者需要承担比其他地方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上海财政也背上沉重的负担。自2009年起，上海市每年都要向养老保险基金投入超过百亿元的资金，且逐年上涨。
延迟退休，让同一时间内有更多人缴费，并减少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本可以促进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缓解赡养比压力，但由于参与者过少，这项政策对上海养老基金收支状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左学金看来，上海试点若想扩大覆盖面，必须调整配套制度，除了给职工、企业以激励之外，相应工资制度也应变革，改变国企以工龄决定工资的现状，而以员工实际贡献决定工资，以免临退休的劳动者工资高于其实际贡献，企业失去雇佣积极性。
制度改革急迫
民意汹涌之下，人社部称，延迟退休是老龄化高峰期才会采纳的办法，短期不会出台。
但是，反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一般均是在进入深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14%)之前30年左右，即未雨绸缪，为制度远期平衡做好安排。依此算来，中国即使现在开始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算超前。
而上海试点情况和民意的反馈显示，不做好配套制度的改革，退休制度的变革恐怕难以实行，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再次突显。
其中，激活养老个人账户并投入资本市场实现增值，为重要一环。此项改革的关键在于做实个人账户，即有钱可投。
中国自2000年从辽宁开始起步，做实个人账户试点13年来，累计做实额度不过2000多亿元，远不足以填起万亿空账。
中央在做实个人账户中承担责任较小，地方则无积极性或无能力继续做实。以辽宁为例，至2010年，该省个人账户做实部分达到700亿元，这其中，中央财政每年补助24亿元，但与此同时，辽宁老工业基地负担沉重，当期养老金发放缺口已达百亿元，在艰难努力十年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自2010年起，辽宁却走了回头路，开始挪用做实资金，用于当期养老金发放。而其他试点地区，做实进展也不如人意。
自2011年起，人社部、财政部等部委计划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原计划在中央层面新设投资主体，将养老基金结余按照信托制投入资本市场，以实现保值增值，从而完善现有的职工养老保险 “双账户”结构。但《财经》记者获知，由于争议过大，此项改革已暂被搁置。
悖论就此形成，个人账户若不做实，还可用于当期养老金发放，一旦做实，则沉淀在财政专户中继续贬值。多个地方人社部门负责人曾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地不愿加入做实个人账户试点。
在此轮针对延迟退休的热议中，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支付和金额差距过大的“双轨制”、养老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也频频被公众和舆论提起。这些被认为是现行养老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应先行解决。“先解决了养老‘双轨制’，再来谈延迟退休问题。”一位腾讯网友留言说。
在杨燕绥看来，公众情绪亦有其道理，毕竟延迟退休对劳动者个人影响巨大，“政府应当先承担应尽的责任，解决目前养老保险结构混乱的局面。”
“延迟退休”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何去何从
专家称延迟退休起争议系因养老双轨制不公平
假如2050年当我们72岁的时候，环顾四周，与我们一样进入老龄(60岁以上)阶段的同胞已占到中国人口的34%左右，据测算有4.4亿之多。在2012年的当下，当我们作为中年人时，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5岁，理论上我们这一代人平均需要负担退休一代10多年。按照目前覆盖中国2亿多人的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来算，我们和其他劳动力平均每3人赡养一个退休人口。而到了我们老年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5岁，很可能不足两个劳动力赡养一个老年人，工作一代需要负担退休一代20多年，所以，那时我们一定比我们的父辈晚退休。
遥想到我们老年时，在经历了人口高峰期和劳动力高峰期，习惯了与同龄人争抢着重点学校名额、高考成绩、工作机会，以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继续帮助她竞争名校资格、医疗资源甚至相亲机会中度过大半生的我，忍不住会问：年老时我们还需要拼争我们的养老金吗？我们既希望自己晚年物质富足，和老伴一起表面上衣着朴素地背包游天下，碰到年轻时觉得奢侈的心爱酒店，能够掏出票子毫不心疼地住上几晚。那时候“钱”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钱”，一种货币计量方式而已。可是我们又害怕和我女儿一样的工作一代，被我们这些老年人口“剥削”得太过厉害。当然，前提是咱们的养老保险制度那时依旧有效地运转，能够保障老年人顺利兑现自己的“索取权”。
当我们向社保专家请教这个问题时，有的专家告诉我们，那时候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和少子高龄化现象并存，如果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和根本不可持续。另外的专家告诉我，一个有效的体制是不用个人担心这些问题的，养老金的收益会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甚至是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个人能够非常清楚预期到自己退休时的收入水平。
我们更希望感性地体会到个人与养老制度之间的关系。按照个人的浅显理解，我国目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对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来说，大家就好比持续往一个共同的储蓄罐中放钱。到了退休那一刻，就是这个人可以将这个储蓄罐非常干脆地砸向地面、从里边取钱的时刻。如果是基金累积制，每人所缴养老费用在自己的账户名下，年轻时为自己的老年攒下资本。从经济学上来讲，每个个体都假设是理性的和厌恶风险的，只要缴费的净成本不超过他确定的未来收益，人们就愿意为养老保险缴费。但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个体依赖于制度上的保障来消除自己的长寿风险。
于是当养老由个人算计上升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时，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或几代人群体性老年风险的分摊，而不完全按照个体所费与所得来算账。这一制度的科学性在于，将个体不确定的养老风险通过稳定的制度安排来化解。只是细究我们的养老制度形成过程，在不同时期的碎片化使得养老问题变得复杂。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来看待不同时期、不同体制内养老收入的差别时，这种碎片化和不公正就更加明显。大家没有按一样的方式往养老金池子里边交钱，也没有按一样的方式从里边取钱，参保人对制度的预期就缺乏安全感。
当社会的长寿风险越来越加剧，每个人都难以回避自己的养老问题。在我们所采访的不同个案里，靠房子养老几乎成为中年人的共同打算——在自己不同的老龄阶段一套套地卖掉奋斗时攒下的房子，换取体面的老年生活。于是估计在我们年老时，一群群准备到东南亚的低成本国家度假定居的中国老人，纷纷挂出自己的卖房告示，将不动产变现来最后享受一把。原来，到我们老年时，我们还要和同龄人竞争卖房子。这样的情景既让人欣慰于中国人靠着房子增值，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哀叹于当人们对制度信心不足时，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可以信赖的首选。既然我们正在每月认认真真地缴纳自己的养老保险，我们非常害怕被社会保障制度所抛弃，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当下的养老制度要保障，在主张个人权利的同时，完善漏洞不断显现的现行制度，要求一个公平独立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记者：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记者：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记者：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记者：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记者：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
记者：作为个人，我怎么能感受到国家的养老保险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健康运行，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呢？
郑秉文：首先得弄清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1992～1997年，中国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世界上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积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比如张三、李四正在工作，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退休的王五。
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的账户是分开的，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在个人账户里，账户可以因为投资得到保值增值。张三、李四退休时领取的是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
我们当时看到两种制度各有好处，所以各拿了一部分简单拼凑在一起，叫作统账结合。该模式目的在于将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思想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每一代人在缴费时，同时供养自己和父辈。具体到我们的缴费率来说，个人工资的8%放到自己的养老账户上，企业缴费的20%被政府用来统一支付给退休一代养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账，这部分钱也被政府用来支付给退休的一代了，因为20%的单位缴费不够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整体看是现收现付制的，不是严格的、典型的部分积累制。
其实在现收现付的体系下，缴费的个人无需知道自己的钱去哪里了。只要当你退休时，国家能够让你拿到设定的养老金，这个体系就可以持续下去了。就好比你借给朋友一万块钱，约定好一年后归还。如果朋友到期能够还你钱，这一年中他具体怎么花钱赚钱，就没有必要告知你。但是如果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朋友要向海外转移资产了，他要“跑路”了，他的信用出问题了，那么你才会担心能不能拿回借款。一般个体不太容易意识到整个养老体制是否出了问题。但是每个人有个最简单的判断：在同一个制度里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长期有效地持续下去。奥巴马和他的秘书、或是白宫的花匠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是平等的，我们做到了吗？
记者：那么对于各个养老金统筹单位来说，它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应对当期支付。如果当期支付没有问题，至少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郑秉文：现在我们大多数统筹单位的办法是，比如自己管辖的养老金池子今年新增了1000人要退休，只要我当前的资金能够满足新增退休人口的需求，那这个体制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如果只看眼前，我们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的。
但是深入研究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我们大的制度参数都不合理。养老保险涉及到三个大的参数，第一是缴费率，第二是替代率，第三是制度赡养率，对个人而言就是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里，这三个参数互相咬得很死，非常精细，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我们的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算缴费率最高的那一类国家，替代率我前边提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是45%。可是算算我们的参数，很多地方对不上。
比如在现在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2.8亿多人里边，退休人口是7000万，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口养活一个退休人口，或说我们的制度赡养率是33%。那么按照每个参保人28%的缴费率，三个工作人口加在一起应该是84%。也就是说退休的那个人应该拿到替代率高达84%的养老金。但是按照2010年的数据，我们养老保险的全国平均替代率只有45%，而不是84%，结余还不到1000亿元，中间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是制度各个很多小参数不合理造成的，现行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的缴费基数是4672元/月，但这是去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今年的基数，而去年使用的基数是前年的社会平均工资4201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说到另一个小的参数，我们的费基是逐年下降的，为什么？制度没有吸引力，大家都在逃避这个制度，都想从这个制度里捞好处，谁也不想做贡献，大家都在变相地缩小费基，所以费基是逐年下降的。还有很多其他小参数，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导致三个大参数碰不上。
统账结合中的中央与地方
记者：上世纪90年代我们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最初设计依照的现实条件是什么？
郑秉文：养老保险制度应该是一个设置好参数后需要严格精算的体系，比如加拿大1997年养老保险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密的精算，缴费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算出了制度延续50年的具体状况。但是我们当初的设计很难做到这点。
从技术上讲，统账结合的制度本身实现起来是较为困难的。统筹与个人账户之间的衔接对于管理与精算技术要求很高，更重要的是该制度达到均衡需要一个特殊的稳态环境。在中国实际运行中，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更是因为配套措施不到位、各个子系统的设计缺陷而存在许多问题。其中较为严重的问题是因历史债务所导致的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尽管各界对于隐性负债规模意见并不统一，但是对于其成因早已达成共识，政府制度内解决“老人”、“中人”的积累部分正是空账产生的根源，现实中一代人负担不止一代人的政策取向使得制度参与者负担畸重，尽管政府在做实空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较之空账增加的速度与规模，做实空账仍需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中，制度的不足慢慢显露了出来。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替代率是58.5%，也就是退休金相当于个人工资收入的58.5%。但是1997年制度刚施行时，缴费的人多，退休的人少，退休金也没有与每年社会平均工资指数挂钩，替代率一下子达到了87%。这之后替代率每年下降。由于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基金管理分散，替代率已经下滑到50%以下，在北京等省市曾一度下降到40%。到了2004年，国家开始每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以10%的速度上调养老金。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当然非常高兴国家能够以这么高的速度提高养老金。但是这实际上正是暴露了我国养老制度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靠国家体系的外部干预来大幅度调整养老金。因为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是个非常精密的体系，这就好像“神九”去追赶“天宫一号”一样，所有数据在“神九”启动前就已经设置好，“神九”起飞后就自动运转了，你不会说“神九”在轨道运行后，我们发现某个地方不对，又去干预它的数据。而我们的养老金体系设计存在缺陷，所以国家才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来干预，加钱也是一种非常态的干预。再加上我国正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期，社平工资的增长幅度达到14%，在这样变动急剧的外部经济环境下，一种长久的制度才运行十来年就漏洞不断，制度内部的缺陷一下子就显了出来。
记者：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个人账户基本没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出现制度和执行上这么大的差异？作为参保人我不禁要问，凭什么我的个人账户是空的？
郑秉文：个人当然有权利要求看到透明有效的养老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个人账户的债务是显性的，现收现付制的债务是隐形的。我们实际上是现收现付制，只要政府在退休的时候能够将你的退休金货币化就可以了。各个统筹单位就会各自算账了，比如我这里今年退休1000万人，我只要能支付这1000万人，今年看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个人账户的空账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全国的记账额高达2.5万亿元，但实际做实账户的资金只有2703亿元。从全国整体情况看，空账2.23万亿元。
目前我们已有13省份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采取了财政补贴的办法。但各地补贴政策不太一致，其中典型的试点省份是，在8%的个人账户中，3.75%是中央财政补贴，1.25%是地方财政补贴，剩下的那3%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不过目前遇到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
记者：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已经进行十来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如人意？
郑秉文：试点进行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多大进展，显然这个试点工作有很多难点。这就好比两个人总是在试婚，一直结不了，这是不正常的。试点工作说到底，还是资金问题。比如在某地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保的人数越多，做实账户的规模就越大，财政补贴就越多，财政的负担就越大，这样，年复一年，财政就有些受不了，所以，试点工作要继续就存在困难，只能不了了之。
记者：这里有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在里边。
郑秉文：是啊。具体到各个省，养老金情况差距十分巨大，钱多钱少的省份都各有压力。比如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吸纳的农民工非常年轻，以后又不在这些地方退休。他们参保的话，在养老保险转移携带不方便的时候，基本是一群“干缴费”而不会去领取的群体。所以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养老金的来源非常充裕。但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并不是越多越好，这里边有非常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但是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外出大省，缴费的劳动人口少，要负担的养老人口多，压力也大。现状是养老金沉淀多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大；养老金缺口大的省份，资金来源压力大。由于人口流动和各省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等原因，我们目前32个统筹单位有15个当期收不抵支。全国看养老金的当期支付有盈余，但仔细看数据，一半省份收不抵支。
说到保值增值，对于个人账户基金，我们要求记账利率不能低于3%，而地方政府只能将养老金存银行或是买国债。存银行的话，活期利率不到1%，买国债理论上利率高于3%，可是绝大部分资金买不到国债。那么地方政府手里的养老金越多，福利损失就越多。我们去年的CPI达到5.6%，地方政府把钱存活期的话，相当于一年亏4%以上，所以一年就缩水1000亿元！所以我一直主张对养老金的投资制度进行改革，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需求十分迫切。全世界只有我们将这么大规模的养老金留在银行吃利息。
另一方面，各地都希望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所以富裕省份的地方政府出台措施，降低企业缴纳养老金的费率，以此作为优惠措施。比如浙江发文各地灵活掌握养老金费率水平，省里给了一个参照系，比如当地沉淀下来的养老金如果足够支付多少个月，那么企业缴费率可以下调多少多少等等。这些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制度要求的，但正是因为制度规定不合理，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花招，而这些花招就微观而言，又是合理的，于是就出现局部看合理、宏观看不合规的奇怪现象。这都是体制需要改革的地方。
福利制度的边界
记者：从每个个体来说，肯定希望养老制度对自己最有利，自己从中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前两天特意去了石景山的八角社区，那边首钢的退休职工特别多。以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职工情况来说，他2004年退休前，每月工资才600多元，退休后每月有1300多元，现在每月能拿到2100多元。每个人都希望从体制里尽可能多的获益，但是当这项制度上升为一个全社会的公共政策时，我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是什么？什么样的养老制度才是最理想的？
郑秉文：你说的这些首钢工人，是不是对自己的退休待遇并不算满意呢？
记者：他们表现得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和那些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太少了。但是实际上，与他们以前的收入相比，感觉他们对现状还是高兴的。
郑秉文：这里边既涉及养老体制的实际效果，也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怎样设定的问题。退休后收入比工作时还高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国家初次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所以才会“倒挂”。如果一个社会退休后的收入更高，那人人都期盼着早退休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福利水平的设定来说，任何一项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多少都有扭曲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选择对劳动力不保护的。这其中的分歧只是在于保护模式的选择，保护多少的抉择，完全不保护的国家几乎没有了。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过度与不足都不好。过度的福利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是个人行为的麻醉品，比如欧洲一些陷入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如果对劳动力的保护与社会特质的需求相差很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影响消费者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用在这里也特别合适。一个好的养老制度预期，并不是说人人都盼望早退休。好的制度应该让人们预期到制度的稳定性，从而获得稳定的合理的保障，比如，晚退可以拿到较多的退休金，早退拿到的退休金少。
现在我国的养老制度并不透明，个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吃不吃亏。制度应该给人的第一预期是信任，这个养老制度应该是中性的、精算的，而不是“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我不主张加大养老金的再分配功能，而是按照个人缴费的不同，体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原则。这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体现的特质。在覆盖面狭小的条件下，杀富济贫的制度不利于扩大覆盖面，而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扩大覆盖面。
记者：你提倡的延迟退休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造成的压力吗？
郑秉文：延迟一年退休意味着两年的功效，一面是延迟一年拿退休金，同时又多了一年的缴费，所以是两年的效果。至于能对支付能力提高多少，需要详细测算。要假定一些条件，比如目前统账结合的制度结构是否需要变化、个人账户是继续做实还是像现在停滞下去，生育政策是否调整等等，都会对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有影响。
在现收现付的制度里，我前边提到有三个参数是最重要的：替代率、缴费率和退休年龄(即制度赡养率)。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率，都能增加养老金收入，但是我们替代率还有空间降低吗？而且政府的目标是提高这个参数，而不是降低。我们的缴费率在世界上算高的了，不该再往上调了。
再看退休年龄，经过比较后，发现只有这个参数是有空间调整的。据最近报纸披露的数据，我国男女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3岁。北欧国家男女同龄67岁退休，西欧大部分国家是男女同龄65岁退休，分别比中国多10年以上。再看寿命预期，我们仅仅比这些国家短两三年或三四年，这可以看出退休年龄的空间男女平均有10岁以上，所以这个参数是可以动的，并且很急迫。但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要把这些年龄分散到一个很长的时间表里，渐进式地提高，让人们有个较长的心理适应过程。
记者：现在我国很多年轻人在为找工作发愁，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是否会挤压我们的就业市场呢？
郑秉文：我国退休年龄较低，但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二次就业。对于打工单位来说，不用再为这部分人缴纳养老保险；对于参保者来说，可以领取免税的养老金，个人不用再缴费，在外打工还多了一份收入；只有国家是不合算的，是利益受损的。当然，国家利益受损最终也损害其他参保者的利益。
我国早退休现象造成的二次就业比例相当大，但是到底具体数字是多少，目前还缺乏有效统计。这部分人工作时收入不一定有保障，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元，加上在外打工的钱，收入比工作时大大增加。这部分人实际上占了制度的便宜，但是他们对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很不满意，因为制度内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与事业单位相比就心里很不平衡。算上这些二次就业的人口，延迟退休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并不会特别大。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延迟退休年龄对新的就业岗位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挤压，但是晚退休的人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外，从经验数据看，北欧国家退休年龄高达67岁，它的失业率并不比希腊更高，甚至还低于希腊！
我国内地的退休制度或许可以从香港特区吸取经验。香港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制度下的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工作的时间越长，个人账户里的养老金就越多，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何时退休完全看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身体条件。个人在做退休决策时，会盘算个人资产够不够余命。如果希望积攒更多的退休金，又有雇主愿意雇佣，个人完全可以延迟退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制度是让退休决策变成个人的事情，而不是国家强制性地替个人做选择。
“延迟退休”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何去何从
推迟退休年龄可以弹性市场化
作为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终身荣誉主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6月29日来到了成都，参加西南财经大学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马丁回忆道，30年前，作为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与首席经济顾问，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自那以后，他多次来中国，可以说见证了这30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与腾飞。此外，他还是社保问题尤其是养老金问题的专家，近年来曾多次撰写文章，就此问题发表观点。
而就在上周末，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表示，中国养老金缺口“确实非常大”，近10年来基本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已经超过了1万亿，老年人口的赡养比到去年末已经上升到122.23%。近段时间以来，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对于要不要推迟退休年龄，各界众说纷纭。
因此，借着这个机会，就中国社保体系的改善，尤其是近期公众关心的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本报记者对马丁进行了独家专访。
给自愿推迟退休的人更多养老金
马丁对本报记者表示，推迟退休年龄不是必须的，但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退休年龄应该根据人均寿命的延长进行变动。但同时，他提出，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应该给自愿推迟退休的人更多的养老金，这样通过经济激励而非行政手段的方式将人们留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可以缓解养老金体系的压力。
他介绍，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到了62岁的退休年龄，自愿推迟退休的话，将获得更多养老金作为奖励。而且，这份奖励与实际退休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68岁退休比64岁退休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但72岁以后，即使这个人还不退休，这份奖励也不会再累加。如果这个人在62岁前退休，他的退休金将大打折扣。
马丁认为这种弹性的市场化的退休制度给予每一个人自愿选择的机会，毕竟每一个人实际情况有所不同。
养老金缴费比例可按收入计
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社保问题，尤其是养老金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头疼的问题。马丁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中国吸取美国的教训。
“我们的政府在现收现付制之下承诺了一个数额巨大的保险金（包括养老金在内），这是个错误。”所谓的现收现付制，指的是用当期的缴款提供保险金的制度。
马丁还表示，中国将基本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是现在养老金面临资金筹措的困难。在中国的许多企业里，不少员工收入的很大部分，是以非工资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住房补贴。养老金缴费的计算比例应包括职工所有的现金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同时，要加强养老金的征收，采取系统性措施，强化和扩大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比如考虑未来的社会统筹费用由诸如增值税之类的有着广泛税基的税收来支付，这样就能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
高储蓄率易于建立投资式个人账户
马丁对本报记者表示，和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储蓄率很高，这使得中国可以更加轻易地建立投资式个人账户。
投资式个人账户使养老金缴费和未来收益之间的联系显得透明，这益于建立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对于提高缴费率特别重要，因此也能扩大这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降低养老金缴费比例。
此外，投资式个人账户将有助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迅速地完善，金融资产的回报率也在逐步地提高，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能够轻易地吸收这些增加的投资量。因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长期处于盈余状态，投资式个人账户中的部分累积基金还可以投资于国际市场。因此，中国没有必要等到金融市场更加完善时才实施投资式的养老保险体系。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飘逸
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额比美国高21%
不等于中国家庭比美国家庭有钱
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额比美国高21%
不等于中国家庭比美国家庭有钱
在上周五西南财经大学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表示，根据美联储最新的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2010年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总额为57.1万亿美元，而根据他们此前的调查，2010年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额为69.1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额要比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高出21%。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家庭就比美国家庭有钱了？甘犁表示，讨论中国家庭是否比美国家庭有钱，应该看家庭净资产的平均值，而不是总额。甘犁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专访时透露，根据美联储的调查，201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49万美元左右，按照现在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311.4万元。而根据他们的调查，中国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115.4万元。中国家庭比美国家庭有钱根本是无从谈起。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老龄项目主任、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怀斯（DavidWise）则指出，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额比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高，但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着高风险。实际上，中国家庭净资产中，住房资产占比高达70.9%，而在美国，住房资产占比不到10%。
甘犁还指出，中国的城镇家庭净资产要远高于中国农村家庭净资产，前者是后者的7倍以上，分别是237.5万元和32.2万元。这证明中国的城乡差距比较严重。此外，资产最多的10%家庭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84.6%，这证明了中国贫富差距比较严重。 华西都市报记者张飘逸
一年后楼市将供需平衡
一年后楼市将供需平衡
昨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就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状况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当前的住房供给增速过快，明年此时，即2013年中期以后，市场上将供大于求。
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中国住宅市场上，总的需求是9977万套，而截至2011年中期市场上的供给量是4048万套。也就是说，从2011年中期到2015年，市场上还需要5929万套新增住宅。而按照国家的规划，2011年到2015年计划新增保障房3600万套，那么，市场上还需要2329万套新增住房，这也是需要全国各大开发商修建的住房数量。报告称，按照当前开发商修建的速度，到2013年中期，住房市场上将达到供需平衡。也就是说，2013年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的开发商将面临无房可修的窘境。
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表示，即使中国的住房全国均价（以2011年中期为准）降低30%，我们的银行系统也不会有风险。不过，如果均价降低40%，贷款余额低于房屋价格的住房数占总的住房数的比例将飙升为9.38%，可能会对银行系统造成风险。
此前，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曾发布报告称，中国住房自有率高达九成，中国城镇家庭平均资产247万，这两个结论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延迟退休”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何去何从
专家称延迟退休金领取年龄错误：违背契约精神
有关养老金的任何问题都能引起一波又一波热议。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出口风将建议延迟领取退休金年龄，到一份报告曝出中国养老金缺口在2013年就高达18.3万亿元，从相关部门的迅即辟谣，到草根和专家纷纷发表言论，养老金成了政府、学者以及普通民众关注的话题。
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延迟退休年龄对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否保证人们在老年之后衣食无忧？
当被学者批为“漏洞颇多”的养老保险制度遭遇迅猛来袭的老龄化浪潮，而养儿防老已经不现实之后，中国人将靠什么来养老？就上述问题，《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教授谢作诗。
中国养老金缺口到底有多大？
杨燕绥：中国养老金确实是存在巨大的缺口，至于目前缺口到底有多大，具体要看变量的设计、模型的设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分析中国的养老金缺口，不能看每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养老金结余数据。因为这个数据质量不佳，第一，结余是少数省市的，比如东莞、深圳，这些年轻的城市，才有结余，第二，这些结余是来自个人账户的，实际上钱被挪用了。但现在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个人和统筹混账管理，这导致年轻人将来要用的钱挪到当前发放，虽然当年看没有缺口，但是实际上缺口非常大。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缺乏精算和顶层设计，结构混乱，将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李珍：所谓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达到18.3万亿，这个数字和年份或许是被误读和误传了。如果只讨论当下问题的话，说到养老金缺口，从现金流量的角度看目前每年保费收入是大于支出的，基金是安全的；如果从存量的角度看，政府对转制成本是负债的，但是转制成本到底是多少，远远没有共识，更没有官方的数据，仅就个人账户没有做实的部分而言，“空账”已达到一万多亿。所以，如果不及时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的话，十多年后就可能出现当期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谢作诗：到底有没有18.3万亿的缺口？这个问题不重要。即使今天没有18.3万亿，明天也会达到、超过，并且最终不可维持。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险都有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个可怕的财政黑洞，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得了，毫无例外。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在财政上面临破产，最大的债务包袱就来自于社会保险的负担。欧洲多国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也是社会保险吞噬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是名符其实的财政黑洞。
延迟退休利弊如何？
李珍：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退休金领取时间不是一个概念，但同样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提高退休年龄其实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政策。我想仅从受益人个人的角度谈谈退休年龄政策。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内，中国经济将高速增长，这样工资也将高速增长，晚些年退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更能享受工资增长带来的好处。
其次，提高退休年龄不仅仅是改善制度的赡养比，对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对减轻或者是至少不加重企业和我们在职时的税负是有帮助的，从而长期内对就业也是有帮助的。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比是3：1，即3个人缴费养1个退休老人，如果不提高退休年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制度赡养比很快会达到2：1。我们要么选择更高的费率，要么选择拿更少的退休金，要么选择更多的缴费年限和更大的缴费基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也许有人会说，财政出钱！记住，政府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差别只在于你是以保险费的形式还是别的什么税种来缴纳。
最后，提高退休年龄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由两部分构成，即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退休时我们从社会统筹获得基础养老金，从个人账户获得个人账户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的多寡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缴费年限的长短和缴费基数的大小，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大，养老金则越高，即所谓“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个人账户养老金更是与退休年龄相关。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在退休时会均摊到每月的退休金里，退休年龄越低，月除数越大，每月的退休金越少。政策规定，50岁、55岁、60岁退休的月除数为190、175和139。一个60岁和一个50岁退休的人比，前者个人账户多积累10年而月除数小51个月。
谢作诗：毫无疑问，延迟退休金领取年龄是错误的。第一，这违背了契约精神，损害了那些足额交付了养老保险金而希望退休养老的人的利益。第二，延迟退休并不能根本解决养老金账户亏空的问题，只是把问题向后推。当然，我清楚，搞社会保险，养老金账户或迟或早必然要出现亏空，可以用变卖国有资产来弥补养老金账户，也可以增加税收用财政转移来弥补养老金账户，还可以发货币来弥补养老金账户，但是这些最终不可维持，到最后延迟退休金领取时间就成为必然选择。延到快死的那一天再领取养老金，账户亏空的问题当然不会存在。但这对于那些交保险金的参保人是不是掠夺、不公平？这样的社会保险又有什么意义？
国资补充养老金缺口？
李珍：用存量的国有资产来填补基本养老保险的缺口不是一个新的观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讨论转制成本时，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有此主张。对于时下的热议，我认为应该认真区别转制成本的缺口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的缺口。因为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老人”和“中人”工作期间的用于养老的劳动剩余并没有形成养老基金而是化为国有资产，转制成本用国有资产来填补是合情合理的，而新制度未来的负债由国有资产来填补则需要慎重。
在理论上讲，国有资产是全民的，凭什么用来补助一部分人？一些国家也建立了养老储备基金，如挪威的养老储备基金的目标是人均60万美元，它是人人有份的制度，而我们不是。即使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80%~90%，我们也不能指望基本养老保险能做到全覆盖，因为从就业结构看，我们的非雇用就业是大量的，其中的许多人不会被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覆盖。
杨燕绥：至于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结余、外汇储备冲抵、国有股划拨都是减小养老金缺口的办法，但是都需要有详细的制度安排，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的。国有企业现在养了这么多老职工，实际上它自己消耗也很多。它到底能做多少，怎么做，这都需要制度安排。
谢作诗：我主张取消社会保险制度，而不是用国有企业利润，或者变卖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因为这样做只是缓解一时的困难，却不能根本解决账户亏空的问题。至于外汇储备，根本就不能用来补充社保基金。你不能直接给大家发美元，因为国内根本就不流通美元，发了美元人们会到银行换成人民币，最终美元还是回到外管局成为国家的外汇储备。